作者:杜博奇、唐寅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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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隐约意识到，中央高层已下了彻底改造国有经济体系的决心。因此他大胆地指出：“具有保守思想的人想开倒车，不想进一步改革，更有一些浑水摸鱼者认为现在的体制最好，他们不希望有公正竞争和真正的市场经济出现。”最后，他还希望“十五大”后，以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平等竞争中迅速成长，推动改革尽快到位。
1992年，改革卸下枷锁，翩然前行。已62岁的吴敬琏迅速成名后，又很快投入高度紧张的观察研究中，为刚刚站稳脚跟的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此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空前混乱的状态。邓小平南方视察激发了改革热情，但受本已紊乱的经济环境制约，改革陷入盲目扩张的误区，很快便出现膨胀的趋势。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主张调控。他一到北京，就批评有些地方该热的改革没有热起来，不该热的反而太热了。所谓不该热的，一个是基础建设投资，另一个就是股市。朱镕基采取严厉手段，大刀阔斧进行治理整顿。重压之下，过热势头很快得到遏制，通货膨胀的压力倏然减小。
中国经济在政策的反复间动荡、反复。1993年下半年，有人提出“整体渐进，阶段突破”的方针，随后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改革战略。与吴敬琏的整体改革思路不谋而合。
作为“重点突破”对象，国企改革成为重头戏。关于国企改革，当时主导思路是放权让利。即把国有企业部分或全部承包出去，允许私人经营管理，所有权仍属国家。
对于国企改革中放权让利的思路，吴敬琏并不赞同。在他看来，企业改革的出路是充分市场化的公司。单靠经营模式上的细微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企现状，唯有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让生产资料在以公司为单位的市场中自由流通，才能推进改革进程。1993年，吴敬琏与钱颖一合写《关于公司化》，建议国有大中型企业加快进行公司化改造。这个建议间接促使《公司法》在1993年底通过。
从1994年开始，中央政府按照《公司法》在全国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但形势并未随之好转，反而滑入深渊。1995年后，相关数据显示，国企亏损面超过40%，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随着国企改革陷入困境，反对的声音又悄悄传出。1997年3月的两会期间，原本不允许散发材料，有人却违规发放指责国企改革的文章。一篇四处散发的文章认为，中国这些年的改革非但没有强化国有制，反而使它的比重不断下降，至于国企改革更是一种渐进式的私有化，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改革派失去最大的靠山。中国何去何从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经过多次政治斗争的吴敬琏对形势已有明确把握。为保住改革成果，他给中央高层写了一封建言信。他在信中提出：“只要国家有效地防止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无论国有经济成分多少，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有保证的。”
随后，吴敬琏等人在报纸上发表多篇文章，倡导市场经济。与此同时，在辽宁考察国企的朱镕基提出改革策略：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走出困境。
吴敬琏隐约意识到，中央高层已下了彻底改造国有经济体系的决心。因此他大胆地指出：“具有保守思想的人想开倒车，不想进一步改革，更有一些浑水摸鱼者认为现在的体制最好，他们不希望有公正竞争和真正的市场经济出现。”最后，他还希望“十五大”后，以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平等竞争中迅速成长，推动改革尽快到位。
一周后，“十五大”召开。会议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减少，不会对社会性质构成影响。江泽民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这次会议之后，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彻底平息，国企改革得以深化。这正是吴敬琏乐意见到的。
（九）